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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临平举行

2023年11月13日,第二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临平举行。研讨会以“之江问道 泽润临平”为主题,围绕大运河佛教文化、大运河佛教历史人物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。中国计量大学教授邱高兴提交了论文大纲《大运河佛教文化:内涵、特质及研究进路》,邱高兴教授在论文中阐述了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内涵及特质。摘录邱高兴教授论文主要观点如下:
 
古代社会,人们“陆行载车,水行载舟,泥行蹈毳,山行即桥”,水路是成本较低、通行便利的一种交通方式,因此中国人开凿沟渠,以利通航的时间非常早。司马迁说“荥阳下 引河东南为鸿沟,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,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于楚,西方则通渠 汉水、云梦之野,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。于吴,则通渠三江、五湖。于齐,则通菑济之间。 于蜀,蜀守冰凿离碓,辟沫水之害,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,有余则用溉浸,百姓飨其利。”(注:《史记·河渠书》)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、魏国、齐国等都有开挖河道的记载,如楚庄王时期(前 613-前 591),孙叔敖曾经导沮水形成云梦大泽,疏通近长江的水路,可以说中国最早开凿的运河(注:参见史念海《中国的运河》)。公元前 486年,吴王夫差开凿了连通长江与淮水的人工河道,这就是邗沟。公元前360年,魏惠王因迁都大梁,开始开凿大梁为中心沟通黄河与颍水的鸿沟。这些早期运河的开凿构成了今天大运河的雏形。隋炀帝时期,是开凿运河的高峰期,分别开凿了通济渠、济渠、邗沟和江南运河,其中通济渠与邗沟相连,邗沟南接江南运河,构成了从洛阳东行南下的水路。永济渠则北上到涿郡(北京)。元代后,运河截弯取直,开通了从北京南下直通杭州的京杭大运河。
 
除了隋唐大运河外,钱塘江南岸还有从西兴出发一直到宁波的浙东运河,全长约250多公里。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萧山官河、城河,经过衙前镇抵达绍兴,然后再往东至宁波。大运河孕育了深厚的历史文化。伴着缓缓流淌的运河水,一代代人们的生活与信仰,层累集聚,构成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大运河文化,而佛教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 
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内涵:时空、类型、主客
 
关于大运河文化,我们可以从物质精神两个侧面加以理解:
首先,它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工水系,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。它以人力的方式,开凿沟渠,改造自然,形成了新的人化自然景观。这种景观经过历史变迁,成为自然水系的一部分而融入自然。也有部分需要人类持续不断地投入完成。
其次,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,是一种文化遗产,是一种精神形态的文化。这种文化自人类开凿运河而诞生,也因时代变化而拓展延伸。
 
作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,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力的前提,也是利用自然的一种方式。由此衍生出和运河相关的漕运文化、文化、经济文化、社会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宗教文化等(注:参见姜师立《中国大运河的内涵、特质及分类研究》)。
 
基于大运河文化的总体概念,大运河佛教文化应当是大运河文化下属的一个佛教专门领域的文化,可从时空、类型等几个角度来把握。从时间角度看,大运河佛教文化包括了自佛教传入中国开始,在大运河沿线各地的传播的佛教文化。美国学者霍尔指出:“ 时间是所有文化的基础,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时间观念,时间观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。”大运河佛教文化同样是在时间中产生、发展的文化,就其时代性而言,文化的传承、创新同样具有历时性特征。
 
从空间角度看,我们理解的空间,既不是空间绝对论,将空间理解为容纳物体的容器,独立并先于万物而存在,也不是空间相对论,以“场”代替“物” 的观念,将空间规定为关系的场所。(注:解丽霞:从“容器 ”“场所 ”到“社会 ”:西方哲学空间叙事的现代转向)大运河佛教文化所涵盖的空间更多是一种社会空间。在社会空间中,人类主体、日常生活、空间生产构成了相互连接的三重关系。大运河佛教文化作为流动的空间文化,在南北不同的空间中,通过佛教的信仰实践,构建了从佛教徒、佛教建筑、佛教行为、社会习俗等,并与地方文化互动的文化空间。在空间中,佛教文化可以是“近观”的形态,即坐落于或分布于大运河周边(近距离)的运河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体,包括遗址、景观、信仰活动等。也可以是“远观”的形态,即由运河扩散至周边的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空间形态。
 
从类型看,因为佛教文化本身的多面向,所以大运河佛教文化也就包括了佛教典籍、佛教哲学、佛教艺术、佛教遗存、佛教非遗、佛教历史等的主要内容。单就这些佛教文化的内容看,它不具有专属性,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涵扩性的观念。
 
大运河佛教文化的特质:水行南北,佛化众生
 
水行南北,佛化众生。在大运河佛教文化的形成中,离不开两大要素,一是“人杰”,即作为行走主体的人,对于佛教而言就是佛教的信徒,即有出家众,也有在家众;一是“水流”,由人力所造成的水流动的空间场所。没有人,运河不可能出现,没有文化,运河是灰暗的;没有运河,人的视野是短浅的,信仰的流动是受限的。因此,大运河文化,是由人和人造自然物构成文化景观,佛教文化景观是其中的一抹亮色。“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”,在风景的叙事逻辑中,“它(风景)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空间,既是能指又是所指,既是框架又是内容,既是真实的地方又是拟景,既是包装又是包装起来的商品”。(注:[美]米切尔编,杨丽、万信琼译《风景与权力》)当其成为风景时,大运河作为一种水上高速公路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,而同时渗入了人的主体意义。这种主体意识中就包括了哲学、宗教等形而上的维度。因而大运河佛教文化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在南北文化流动中,以佛教文化为线索,串起、沟通和融合南北方人的精神世界。
 
研究进路:七大研究进路大纲
挖掘运河文化中的佛道文化资源,研究大运河佛教文化,展现运河文化多样化的形态可以有多角度的切入。
1、大运河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。
2、大运河佛教文化人物的研究。
3、佛教遗存与运河。
4、佛教诗歌与运河。
5、佛教风俗与运河。
6、佛教光影与运河。
7、佛教国际传播与运河。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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